记者：正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，引发了一个很大的质疑：几千万元的预算在做这样一个游戏，来帮小崔治疗失眠。

　　崔永元：我失眠的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自己职称没评上，也不是因为房子不够大、不够好，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失眠过。我失眠那一阵，是因为晚上看电视，看我的同行做的一些疯狂娱乐的电视节目，我感到浅薄、不负责任。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，中国人用这样一些特质，想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，我觉得很难。我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。所以我常想，我能改变其中一些人的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做媒体的人，做电视的人，我觉得，如果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能对历史有兴趣，愿意独立思考，可能就是功德无量的。

　　尽管这些队员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，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，但是崔永元希望他们能经受起这次考验，他希望队员们在长征路上来认识这段70年前的历史。

　　崔永元：这是历史的特点，要有贯穿感。因为过去极“左”的那一套东西，弄得很多人现在反感这段历史。因为知道这段历史在过去的描述里，失真的东西不少，所以现在一些人排斥它。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，我们搞清楚它，想办法、想尽办法，去搞清楚它。

　　记者：通过这次长征，能改变什么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他们起码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了。我们队伍中有一位大学生叫陆昶全，他是在福建宁化出发的。出发的时候，宁化人就问他，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？他说不知道。当地人说，为什么你们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基本上都牺牲了。这很打动他。所以到了湖南湘江的时候，因为在湘江那个地方，我们红军死了5万人，大部分宁化籍的红军战士都在那里牺牲了。所以，他们就买了白酒在那个地方祭奠，当时陆昶全就流眼泪了。

　　那个场面很打动我，真的很打动我。我当时想，这就是他亲近历史的感觉，可能让陆昶全读到研究生，他都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感觉。他学历再高，知识再多，不一定能找到这种感觉。我在一路上看到了他们的很多泪水。这种泪水极其宝贵，这是为历史流下的泪水。

　　记者：你自己呢，对于这段历史有什么看法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是觉得，真的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基本上现在都是在社会上干事的人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社会有责任，应该由这拨人来承担责任。这种情况其实挺不乐观的。比如我沿途看到的纪念馆，很多纪念馆的照片都摆错了，位置不对。比如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，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照片，一定要按照当年真实的情况摆，对不对？

　　还有是因为有些莫名其妙的原因，就让我们把真的历史事实给忽略了。我在夹金山底下参观一个纪念馆，里面有“陈云出川”这么一段，就是在长征路上，陈云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。当时护送他的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席懋昭，一个叫陈梁。陈梁后来叛变了，所以我们历史书上描述的都是一个人护送。这次我才搞清楚，原来是两个人。

　　在这条路上，有很多大溶洞，这个坑里面有10位被害的红军，那个里面有8位被害的红军，都不知道是谁。在夹金山下面，红四方面军百丈关战役以后，又要翻夹金山，一千多个伤员，那时候没办法带他们过雪山，所以就把这一千多人全放在了雪山脚下。当时陈昌浩、李先念他们翻夹金山走的时候，嚎啕大哭，就因为把自己的战友扔那儿了。

　　记者：这些细节，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，很真实，很震撼。今天小崔在说，我们听到了，两年以后，一年以后，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过去以后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也许大家就忘了，能改变什么？

　　崔永元：得有人不断地说，得有人把它当个事，甚至得有人把它当个事业。比如说，媒体就应该总说这个，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责任。

　　记者：那你觉得这次行动对民族的作用是什么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，能影响几个，就影响几个，当然是能影响得越多越好。你干高质量的事影响了一个人，也算你没白干。

　　公益活动是《我的长征》的一个重要内容，组委会专门成立了“大益爱心基金”，由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责帮助沿途的困难群众。这个看似善良和美好的计划在实施中，却遭到了一些网民的质疑。

　　记者：有人质疑，《我的长征》这几个月下来，做公益，到底是做包装呢，还是做实事？

　　崔永元：一路上，我们的慈善活动做了25种，光种类就做了25种，然后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。很多人不做慈善是因为没人宣传他们，因为他做了好事默默无闻，别人不知道。为什么很多人特别热衷于跟着我们做好事呢？因为你这周做了好事，下周在中央电视台就给你播出来了，因为这个，有些人也愿意做慈善。我觉得这是对的，这是非常对的。

　　记者：功利呀，太功利了。

　　崔永元：这个功利很好，这是做好事的功利，是吧。功利有一万种的时候，你就让他选这种功利，可以。我觉得向善也需要鼓励，只要能鼓励出善来，我们就去做。

　　记者：到底做了什么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们盖了20所学校，这是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起做的，用了“大益爱心基金”。我们放了130场电影，露天电影。放电影的场面太让人难忘了，最多的一场有3000多人来看。你知道老人怎么说？他们说30年前看过。你知道孩子怎么说？听说过电影，第一次看。我们帮助了230多个小学，我们慰问了300多位老红军。我们还修了8座无名烈士墓，因为有名的墓都有人修，要么当地政府修，要么后代修。无名的，有的年久失修了，我们把它修好了。其中最难修的一座在亚克夏雪山上，它位于海拔4700米，那是非常困难的，光把那些水泥、石头运上去，就花了很大的力气，高山反应非常严重。我们把那个红军烈士墓修好了，修得非常好。

　　记者：这些事听起来杂乱无章啊。

　　崔永元：就是举手之劳，就是沿路走，看到谁需要帮助，就帮助他一下。

　　记者：心态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做慈善的人，心态都需要调整，慢慢地调整。因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视，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视，觉得自己像个救世主。你确实帮助了他，这不假，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更多，比如我说的那种心灵的净化，这哪是用钱可以买来的呢，对吧。

　　在《我的长征》行走过程中，许多队员经历了一生中从未经历的困难和劳累，但是崔永元对队员们的表现一直表示不满意，他在行军中多次对队员们说：如果让日本的队员或者韩国的队员来走，一定会比你们走得好！这样的话，随时在刺激着队员们。

　　记者：你说这话的意思，光是刺激呢，还是另有深意？

　　崔永元：其实我真的很着急。我给他们讲，我在日本的地铁上，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，前面的人都不躲，我觉得这些人真给他面子。酒气熏天，很难闻的，我们无论如何要让开他，对不对？恨不得揪他脖领子，给他拽到站台上。但是那些人都不躲，就是给醉汉一个面子。过了一会儿，“哇”，他吐了，吐得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。我就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，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，他先给这个喝醉的人擦。我们很难做到，真的，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，我看得越多，越觉得心里难受。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，我们生产的产品不如他们好，为什么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的整体素质要比人家低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提高国民素质，从这个角度，从这儿开始抓起，我着急这个事情。

　　记者：这是不是你多虑了？

　　崔永元：不归我管这个事，真的，真的不归我管。但是我总是一看到就想起来，因为确实老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怎么办？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，每当我出国的时候，我不管到哪个国家，我那个护照都被人家三番两次地检查，怀疑的目光，我很不舒服。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一个人有，很多人都有，对吧？为什么大家不在意呢，我们就愿意在人家眼里低人一等？

　　记者：很多人在意但可能不说。

　　崔永元：我觉得可以不说，因为他也没有地方说。但是我觉得媒体的人必须说，你嘴大，对吧。你在《小崔说事》里一说，你在《面对面》里一说，就有很多人知道。我们总要探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吧。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政府开始整治，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到国外旅游太丢人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要给予培训，要予以整治。我看了看那些毛病，全是在国内养成的。他们在国内旅游、生活、工作，全是这么个状态，你让他拿上一本护照，穿上西服，一出国就变成谦谦君子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觉得很着急，为什么要对出国的人进行培训呢？他在本国就可以随便？我觉得应该在国内就规范他。

　　记者：那些参加长征的队员，他们理解崔老师的心思吗？理解你这番苦心吗？

　　崔永元：不是特理解，真的不是特别理解。有一天我跟一个孩子聊天，他就觉得,为什么这些人对我们这么苛刻呢？天天在网上说我们。我说，因为你是公众人物了，因为你占有公共资源了。我说，你看你脚受伤了，中央电视台给你播了8分钟，把医生给你治脚的整个过程都播出去了，而你们家乡建一座大桥，中央电视台连30秒可能都不给播。你看，你占有了多少社会资源。你们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，就得回报，你就得做好事，就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这就是大家对公众人物的理解。

　　记者：你怎么评价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在这个队伍中是宣传队，我在这个队伍中是播种机，我把我很多理念，想办法传递给我的这些队员。所以长征路走完了以后，我坚定了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最缺乏的是国民教育，这是最缺乏的。

　　记者：指什么？

　　崔永元：你是中国公民的时候，你享有什么权利，你应尽什么义务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其实就是给幼儿园里的孩子讲的那些东西。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么一个教育，没有。我们的教育很空泛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第一堂课是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就是这个，等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“小便请往前站”。反了，我觉得。

　　记者：每天都在讲爱国，很多东西提醒我们爱国。

　　崔永元：爱国是爱什么？其实包括爱国家的脸面，公民做事都那么不得体，这个国家就没有脸面。有一次，我在迪斯尼看到一个特别胖的美国人，穿着一个大裤衩，那裤衩上是美国国旗，我就觉得哪个国家年轻人都这个德性，把国旗都弄到裤衩上。到晚上了，他们在降旗，奏国歌，那个人马上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捂着自己的胸口，表情非常严肃，那个瞬间很让我感动。你看，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成功，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地方，迪斯尼或是其他地方；无论你是在什么状态，旅游或是干别的什么，当国歌响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表现出你的敬畏之心、尊敬之心。你不信，我今天说完了，你看看咱们的比赛，比如咱们重大比赛之前有奏国歌，你看看我们的观众，坐着的有，不起来的有，接手机的有，交头接耳的也有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包括我们在长征路上的一些争论，比如该不该排成队走，见到无名烈士墓的时候应不应该鞠躬。这些争论我认为都是不应该出现的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仪式，这个仪式不能少，表示我们的尊重、敬仰，是必不可少的。人生当中有很多仪式，我们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太少了，形式感的东西太多了。

　　《我的长征》整个行程一直受到全国观众和各种媒体的关注，仅平面媒体关于这次活动的报道文章就有7000多篇，人们通过这些文章和电视节目及时地了解了路途中《我的长征》队员的表现。很多观众对这次活动给予肯定的同时，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。

　　记者：你在意吗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非常在意。正面、负面的都有，我非常在意。其实正面里面也不一定每一个说得都好，比如那些纯粹无病呻吟的那种正面，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。负面里面有谩骂的，我是从不接受的，我没有这种宽阔的胸怀。你谩骂我，我会对你说，住嘴，没有人给你这种权力，法律也不给你这种权力。

　　记者：有道理吗？你会客观地去分析吗？

　　崔永元：一点道理都没有。

　　记者：比如我们从网上摘了几段，“拿‘长征’一词轻易来标榜自己，感觉羞辱了许多人的情感、良知、信念”。

　　崔永元：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在行军的时候，最长的时候，大概落了3公里，就是最前面的红旗和最后一个队员相差有3公里远。我作为一个队伍的指挥，看着心里都很苍凉，觉得不舒服，这哪像队伍？我觉得我们排成一个队，才叫团队。而他们觉得我们心里在一起，就叫团队，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不要看我们离着3公里，但是我们心是连在一起的。可是我希望他们的外形就能让我看出，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。我觉得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好。

　　记者：还有大家觉得，这支队伍里的人跟当年红军没有办法比，怎么看怎么都摆脱不了旅游的这种感觉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们最长的距离是一天走了54公里。当我们分水陆两路行军的时候，我们的队伍一天走了87公里；当我们飞夺泸定桥的时候，用了18小时51分钟；尖刀班的8个人，走了101公里。谁在这旅游？当他们最后到了泸定桥的时候，我请他们吃饭，到楼上吃饭，二楼，那个台阶大概7级还是8级，所有人都上不去了，他们都搬着自己的腿往上上台阶。没有人旅游把自己“旅”成这个状态的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肯定有人有这种心态，我相信你应该看得到，但是你能容忍这样的心态吗？

　　崔永元：能容忍。因为他们身上长虱子了，他们被臭虫咬了，他们脚上起大泡了，脚上起这么大的泡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泡，白白的，拿针管往外抽，一晚上抽了200多个针管，这叫什么旅游？如果有网友还说这个是旅游，那我们也就认了，我们希望中国人都用这种方式旅游，这个民族的面貌马上就变。

　　网络上有人评价：《我的长征》全部是用公费，进“红色景点”还不用买票。而旅游团需要游客自己负担一切费用，全程走完可能要花费几万元。因此相比之下，《我的长征》是有“利”可图的。旅游团的游客只能够自己拍照或者录像留念，完了还只能给自己或者亲朋看，而《我的长征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，队员们全成了举国皆知的名人。因此《我的长征》是有“名”可图的。这是一次幸运者的长征，而且名利双收。

　　记者：你们是名利双收了。

　　崔永元：这不很正常吗？这叫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，付出这么大的努力，出了名，那肯定比那种一夜成名要好。

　　记者：你个人有经济方面的追求吗？在这件事情上？

　　崔永元：《我的长征》也是我为中央电视台做的节目吧，应该给我工资，台里如果觉得很成功，还应该给我奖金，其他方面的荣誉我也不会拒绝，而且我认为很应该，我现在正在等着呢。平时我也看长征这方面的书，但是印象就不那么深，这次一边走一边沿路看，然后再读书，就觉得特别明确，记得也清楚，脑子里想法也多，所以说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整个全程我大概走了700公里吧。

　　记者：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跟着一起走呢？那该多好。

　　崔永元：我走不下来，就是量力而行嘛。我的最高纪录还是一次走20公里，就是我只能走20公里，20公里以后，腿都抬不起来。

　　崔永元曾是中央电视台《实话实说》栏目的主持人，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让他成为观众喜欢的公众人物。但就在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，2002年，他突然离开了让他成名的《实话实说》，喜欢他的观众因为他的离去而惋惜，他们认为，崔永元离开《实话实说》是不务正业。

　　记者：很多人认识你是从《实话实说》开始的，虽然你后来干了很多事，但是很多观众都说了，还是最喜欢《实话实说》时候的你。

　　崔永元：那时候年轻、脑子灵，肯定更招人喜欢。人到中年以后看不惯的多，絮絮叨叨、闲言碎语的，也真的是挺招人讨厌的，但是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个过程。

　　记者：下一步，你有什么计划？

　　崔永元：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，我指的是口述历史。我希望能找到见证和参与过历史的一些人物，我能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，这比穿名牌衣服、开好车、到高档餐厅吃饭、受到别人夸赞、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荣誉都重要，真的特别重要。

　　记者：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？一个优秀的主持人，还是一个……

　　崔永元：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能够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，而且在电视行业里，这样的人不多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在很多人眼里，你还是最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，你仍然很有市场。

　　崔永元：谈话节目没有问题，我是第一高手，没有问题。让我操纵一个几百人、上千人的现场，我从来没有紧张感。我能在第一时间听懂对方的意思是什么，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，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，就可以让满场大笑。那东西没什么用，那东西可以扔了它，联欢会的时候拿上来使使就行了。所以我必须得找冷门，我现在觉得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，对口述历史的抢救，及时抢救，这是最冷门的了。

　　记者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
　　崔永元：目的就是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，她想了解这段历史，我就说你到资料馆去翻，所有的影像都有，你听听当事人怎么说。我女儿看完了特别受感染，觉得非常棒，她就问谁做的，我告诉她，是你爸爸做的，你爸爸当时掏钱自己做的。总得有人干这个事，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。